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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l比赛下注平台:【人民日报】汪世荣:同民心而出治道

同民心而出治道(学术随笔) 汪世荣《 人民日报 》( 2021年02月03日   第 15 版)   德主刑辅、礼法并用是我国古代法制的一个鲜明特色。这种既重视道德又重视法律的观念,体现了源头治理、综合为治的治理智慧。源头治理注重预防和化解,通过温润人心的道德教化,提高人的精神境界,进而带动整个社会关系趋于和谐,这可以大大降低治理成本、提高治理效能。综合为治则重视道德、法律等多种规范协同并举,发挥各种规范引导、激励、惩戒的功用,调动各种社会力量,实现治理手段多样化。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古代注重将道德观念融入家法族规、乡规民约、风俗习惯等,让这些规范在基层自治中发挥重要作用,形成了富有特色的社会治理方式。   在传统社会治理中,法律和道德各自发挥作用,从不同角度规范人们行为,维护社会秩序。从历史上看,早在西周时期,就出现了明德慎罚的主张。春秋战国时期,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主张礼治,强调“为政以德”,反对“不教而诛”;以韩非等为代表的法家主张法治,认为严刑峻法对维护统治更为有效。汉朝吸取秦朝灭亡教训,逐渐形成儒法并用、德主刑辅的思想,在法典创制中“引礼入法”,在司法实践中实行“尚德缓刑”。唐朝奉行“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以道德加强内心引导,以法律进行行为约束,预防与惩治并举,激励与责罚并重,法律和道德共同为社会生活提供行为准则。法律主要依靠官府强制实施,道德主要通过社会教化、内心认同等发挥作用。道德为法律运行提供良好环境和条件,法律为道德实现提供坚强后盾。道德与法律有机结合,拓展了治理空间,促进了社会治理。   在基层社会治理中,民间智慧得以充分发挥。在传统社会,家族、乡村、行会等组织形态产生了大量家法族规、乡规民约、行业惯例等,成为民间社会治理的重要依据。乡村不仅制定民间社会规范,管理、约束内部成员,还监督乡规民约的实行,预防矛盾、调处纠纷。对于严重违反民间社会规范的行为,可以“禀官究治”,或者在一定范围内自行处罚。这些民间社会规范在民众中认可度高、约束力强,成为国家正式制度的重要补充。   古代社会乡规民约等民间社会规范、风俗习惯等也逐步与儒家道德观念相融合,发挥着细致入微的社会调节作用,进一步夯实了基层社会治理的道德根基。比如,宋朝出现的陕西蓝田县《吕氏乡约》,规定了“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等内容,体现了儒家的仁义思想。再如,“人命关天”“欠债还钱”“童叟无欺”等广为流传的道德信条体现了儒家爱人、诚信等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在社会生活中潜移默化地发挥作用,对于形成淳朴民风、规范社会秩序功不可没。   可以看出,古代社会的人们已经认识到,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多样化要求治理规范更为丰富、更具适应性。正如《礼记》所云:“故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意思是礼仪、音乐、政令、刑罚等,最终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用来凝聚民心、实现国家安定。随着时代发展,法律制度、民间社会规范相互渗透,特别是在价值观上都坚持儒家道德观念,倡导仁、义、礼、智、信等,从不同方面引导人们自觉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在治理功能上更容易实现互补。通过社会教化,民众对儒家道德观念越来越认同,对于体现这些观念的各类社会规范也更易于接受,使得这些规范能够更好发挥凝聚人心、稳定社会、促进基层社会治理的功用。   我国古代社会德治法治共同发挥作用的传统,在今天得到创新发展。比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创新基层群众自治模式,体现了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当前,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仍需重视发挥乡规民约、家风家教等作用,借鉴传统社会的治理智慧。要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使每个社会细胞都健康活跃,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将和谐稳定创建在基层。实践中,应继续引导基层群众自治组织、行业组织、志愿者组织、家庭等积极参与社会治理,让法治和德治深度融合,形成治理合力,激发社会活力,增强社会凝聚力。   (作者为西北政法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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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l比赛下注平台:【中国人权网】杨宗科:为中国和世界人权事业发展做出应有贡献

【视频播放地址】http://www.humanrights.cn/html/rqbb/video/wsp/2021/0128/8525.html   2020年12月,第三批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批准成立。新基地成员包括:华中科技大学人权法律研究院、吉林大学人权研究中心、西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中心、中南大学人权研究中心、东南大学人权研究院、北京理工大学科技与人权研究中心。这是落实《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6-2020年)》相关内容的重要举措。   自2011年以来,我国已分三批在有关高校累计设立14家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这些基地的设立旨在推进并加强人权理论研究、教育培训、资政建言、交流合作、人才培养等工作,更好服务于中国人权事业和国际人权事业的发展进步。   一、基本情况   【同期】   杨宗科:朋友们、同志们,大家好!去年年底,中央有关部门在经过严格的评选程序,批准我校入选第三批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这是对我校人权理论学科建设成效的充分肯定。   我校长期重视人权教育培训与研究工作。早在1979年2月份,著名法学家、我校的严存生教授就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题为《从口号“争人权”想起的》文章,开始对于人权问题进行科学研究。1991年11月《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发表以后,我们学校在法学专业的许多课程,比如《法学基础理论》《宪法学》等课程当中丰富了关于人权问题的教学内容,开始了比较系统的人权教育培训工作。1993年,中国人权研究会成立,著名哲学家我校赵馥洁教授被推选为中国人权研究会第一届理事会的理事并且持续担任了第二届理事会的理事。我校的人权理论研究工作被纳入陕西省人文与社会科学的研究平台管理系列。2004年“人权”概念入宪以后,我校设立了人权法研究所,组织专业教师开展人权教学与研究。2007年,又增设了国际人权法研究所。2014年,我校参加了第二批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的申报工作和答辩工作。2016年,学校成立了专门从事人权教育和研究的校内实体机构人权研究院,作为人权教育培训的基地。先后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了《人权法》《国际人权法》《人权法研究专题》《警察执法与人权保护专题》等课程。2018年人权法硕士点获批招生。另外,我们还在学校“服务西北地区稳定发展与国家安全”法学博士人才培养项目中设有反恐与人权保障、民族宗教与人权问题等研究方向,在博士后流动站设有人权研究科研岗。   2019年12月,学校整合了校内“西北地区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法治研究中心”“民族宗教研究院”“人权研究院”等研究机构,组建了多学科性质的研究实体机构西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中心,下设了研究部、教育培训部、咨询实践部、国际交流部、办公室和信息资料室。中心主任由校长兼任,赵馥洁、严存生教授等著名学者担任中心学术顾问,现有专职研究人员8人,校内有35名专家学者担任兼职研究人员。中心设有学术委员会,也建立了党组织。中心有专用办公室、多功能学术报告厅、会议室、资料室等共计900多平方米。近三年,学校每年投入(经费)100万元以上。办有《人权论衡》学术辑刊,运行专门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公信平台。   我中心在重视人权基本理论研究的同时,重点在西北地区反恐与人权保障、民族宗教与人权问题等领域持续开展深入研究。近五年来,中心的研究人员先后主持了“遏制宗教极端主义法律机制研究”“新疆散居少数民族权利保护问题研究”“‘反恐’背景下网络民族宗教极端信息治理研究”等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其他的纵向课题达到51项,中国法学会、国家民委等有关部门委托的项目55项;先后在《光明日报》《民族研究》《人权》《法律科学》等报刊杂志发表了《幸福安康是新疆各族人民的最大人权》《民族区域自治与新中国对少数民族权利保护70年》,以及《人权保障的司法进路:陕甘宁边区‘学疗命案’的启迪》等100余篇关于人权研究的学术论文;出版了《伊斯兰传统下的人权》《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宪制变迁》,以及《当代恐怖主义与反恐怖策略》《弱势群体宪法权利研究》等20余部学术专著;也先后获得了国家民委“第四届民族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等省部级以上奖励15项。   我们学校在重视校内人权教学活动的同时,广泛开展关于人权问题的社会培训。近五年来,先后举办了有关人权与法治保障等内容的培训班超过了100多个班次。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培训了西部高校人权法教师50人次;为中共陕西省委组织部干部教育基地举办法治与人权培训班2期56人次。我们学校与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刑事辩护专业委员会合作创立了全国首个律师刑辩培训中心,先后对西北五省区500多位刑事辩护律师进行了被告人权益保护方面的执业能力培训。我们学校历来重视人权教育与弱势群体人权保障的实践有机结合,支持学生“以我所学,服务社会”。成立于1984年的大学生法律服务中心,37年来共接待困难群众和特殊群体人员达15万人次,解答回复的群众来信有3万余封,代写法律文书万余份,代理法律援助案件4300多件,先后被共青团中央、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评为“中国百个优秀青年志愿者服务集体”“全国百佳学生社团”。   我们中心还积极地开展人权问题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从2017年开始,每年都派出专家学者参加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会议。2019年12月,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了所谓“2019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以后,我中心的舒洪水教授接受了中央电视台lol比赛下注平台联播栏目的专访,对美国企图通过涉疆人权法案干涉中国内政进行了有力地回击。   二、发展规划   【同期】   杨宗科:面向未来,我校的人权研究中心将紧紧围绕服务国家人权事业的战略需求,立足服务西北地区人权法治保障工作实践,我们计划用5年左右的时间建设成为国内一流、有重要国际影响的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 学校的党政领导将积极地承担和履行好政治责任、主体责任。我们会切实把好人权研究当中意识形态和文化安全的关口,加大力度全方位督促中心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价值取向和研究导向。我们会大力支持人权研究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和人权培训师资梯队的建设。我们将形成一支包括有15名左右专职研究人员、50名左右兼职人员的人权研究和教育培训的队伍。   我们将继续开展校内外的人权教育教学培训工作,组织开展具有重大学术影响的人权研究系列活动,出版人权研究的高质量的、系列的研究成果;建设西北地区人权事业发展的数据中心;撰写和发布西北地区人权事业发展报告;编写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反恐与人权保障、去极端化与人权保障,以及民族宗教与人权问题等特色人权培训教材;我们要不断地扩大人权培训的范围;积极参与人权外宣、国际人权斗争和国际人权交流。为中国人权事业和世界人权事业的发展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三、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对我国人权事业发展的意义   【同期】   杨宗科:设立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是我国向国际社会作出的郑重承诺,也是推动我国人权事业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2009年4月,国务院lol比赛下注平台办公室发布了我国第一份以人权为主题的国家规划——《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明确提出要“选取若干开展人权教育较早的高等院校作为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国家有关部门已经分三批批准成立了14家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   设立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是国家行为,它表明了中国政府在尊重和保障人权方面的鲜明的态度和实际的行动,它也是我们促进人权教育、培训和知识普及的一种有益的尝试,对其他国家如何促进人权保障工作也具有启示作用,必将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在大中小学开展人权教育,对公务人员开展人权培训,对公民进行人权知识的普及,这是推进人权事业发展的基础性工作。它促进了公民树立尊重和维护人权的意识,帮助国家公职人员确立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正确态度和行为方式,促进全社会形成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良好的文化氛围。   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是人权领域研究和培训的“国家队”,肩负着开展人权教育和培训工作的重任。它既要进行人权理论研究,也要开展人权教育;既要在大学开展人权教育的课程,也要尝试在中小学开展人权教育的有效方式;既要对学生开展人权教育,也要对公职人员进行人权知识培训;既要在国内开展人权知识普及工作,还要在国际社会开展广泛的人权交流。   西北政法大学是国家法治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我们有80多年的办学历史、60多年法学本科教育的历史和40多年法学研究生教育的历史,我校的法学专业是国家一流专业建设点。法学学科体系齐全、实力雄厚,同时又有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民族学、政治学、lol比赛下注平台传播学等学科的支撑,为高水平地开展中国特色的人权教育与培训以及人权法治保障提供了良好的学科基础。   我们学校地处西北,长期扎根祖国的西北地区,与西北地区党政机关和高等院校长期保持着良好合作关系,其中在新疆就有我们4万余名校友在工作和生活。我校的反恐怖主义法学院、民族宗教研究院等教学科研实体与反恐实务部门也有着广泛深入的联系,具有深度研究维护国家安全和民族团结、推进反恐怖主义与人权保障的独特地缘优势。   我坚信,在兄弟院校基地的支持和帮助下,在全校师生的共同努力下,西北政法大学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一定能够办好,一定能够为中国人权事业发展做出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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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l比赛下注平台:【陕西省台办官微-秦系海峡】第七届海峡两岸法律文化周

编者按:11月19日,陕西省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官微“秦系海峡”对我校“2020年第七届海峡两岸法律文化周”活动进行了报道。海峡两岸法律文化周是我校2013年申请并获批的国家重点对台交流项目,迄今已举办七届,在加强两岸高校法学教育交流与合作、增进两岸同胞情谊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现已成为两岸法学青年增进交流、互学互鉴的有益平台。 “2020年第七届海峡两岸法律文化周”于10月25日至30日在西北政法大学成功举行,本次文化周由三部分组成:“两岸学生一家亲法律文化系列大赛”、视频交流活动和系列学术讲座。来自西北政法大学,台湾东吴大学、台北大学、中正大学、世新大学的两岸师生代表共150余人通过线上线下方式参加了本次活动。 实况视频:http://tasteofsolanabeach.com/mp4/79074.htm